论志书质量基本标准

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2017-08-21 08:50:00   | 来源:
 论志书质量基本标准

发布时间:2017-03-24    来源:《广西地方志》

志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从来就存在着一个质量优劣的问题。纵观我国旧志书,名本佳构确实不少。但从数量庞大的具体志书来看,高质量志书所占比例那就很小了。因此,民国梁启超对于传统志书曾做这样评说:“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1]自第一轮修志开展以来,志书质量问题已被人们所关注。综观此前新编志书的质量,其总体情形恰如李铁映同志所评说:新编“志书质量虽然从总体上讲基本符合要求,但是具体到每一部志书,参差不齐的现象是很明显的,真正高水平的志书为数不多,提高志书质量依然是一项严峻任务。”[2]陈奎元同志在论及新一轮修志问题时也强调指出:“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和价值所系”。“编写地方志,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对于新一轮的修志工作,要从一开始就要强调质量问题,对志书质量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3]。那么面对新一轮修志,我们究竟该确立和坚持哪些质量基本标准呢?根据当代修志实际,综合学界意见,愚以为应该确立和坚持如下四个基本标准:

一、思想标准

思想质量是志书质量的首要问题。作为一部合格的志书,它必须表达一定的正确、深刻和丰富的思想。自第一轮修志开展以来,方志理论界普遍提“政治标准”。其实“思想标准”比“政治标准”的含义更为广泛,也更切合志书实际。因为志书要记述方方面面内容,所以各种各样的思想都必然要对方志产生影响,并以各种方式反映到志书中来。也就是说,志书中不仅蕴含有政治思想,而且还蕴含有哲学思想、道德思想、宗教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军事思想等。如果在总体上仅提“政治思想”,就无法涵盖各类思想内容。当然这样并不意味着要取消或淡化政治标准,而是说政治标准仅仅是思想标准的一个方面,当然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思想标准内容主要包括如下诸方面:

1.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标准是思想标准中的首要标准。从政治思想角度来判别精神产品的优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向主张。列宁在评论马雅可夫斯基《开会迷》时说:“写得怎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来看,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4]。毛泽东也曾强调“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5]。如果修志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标准,那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会把修志引入歧途,甚至回到旧志书的老路上去。因此,我们编修新志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2.哲学思想。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于人的行为和具体科学研究总是起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6]就当代世界而言,最有资格称为“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旧志书往往不适当地夸大少数帝王将相和官僚士绅的个人作用,宣扬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没有给人民群众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们现在已经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指导我们志书编纂的理论基础。江泽民同志对于上海志书编纂也曾这样要求:“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编写出真实地反映上海历史和社会实际的新方志。”[7]有的修志单位还把本志所遵循的哲学思想写到凡例之中去。如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绍兴市志·凡例》第一条写道:“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记述本地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因此,我们编修新志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和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3.道德思想。“道德者,文章之宗也。”[8]过去对于志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研究得不够,很少有人对志书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思想进行分析,更没有把道德思想列为志书质量标准之一。这种倾向应当予以纠正。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9]此言不仅适用于文艺工作,也适用于修志工作。有的学者说得对:“志书的质量高低,不仅取决于作者的才智,而且取决于作者的品德。我们品评方志书稿的优劣,即可透视作者的职业道德的高低。当前,从志书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有许多可以从职业道德上找到根源。例如:有的志书浮记功绩,材料失真,可能与作者缺乏精益求精的劳动态度有关;有的志书好用华丽词藻,哗众取宠,可能与作者缺乏逊让与谨慎的品德有关;有的志稿文过饰非,对重大挫折与失误回避不记,可能与作者缺乏正直、无私的品格有关。”[10]因此,有必要把道德思想作为衡量志书质量的一个标准。具体说来,就是要求新编志书必须符合历代相沿的传统美德和当代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

4.科学思想。志书不仅要记载社会史,而且还要记载自然史。这样修志就必然与自然科学发生关系。纵观修志历史可知道,反映到志书编纂中的科学思想是不断演进的。如民国以前的地方总志,一般都设有“分野”或“星野”(古代天文学把天上十二星辰、二十八宿的位置跟地上州、国的位置相对应,以观天象,主凶吉)这个类目。但自清以来,随着新科学的不断发展和传播,“分野”这个类目则渐被人们所抛弃。自第一轮修志开展以来,在国家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修志工作已经形成了一个“方志面向百科和百科走进方志”的新格局,各类学科思想也就必然要以各种形式渗透到新编志书中去。因此,把科学思想作为志书质量标准之一是必须和适宜的。具体说来,就是要求新编志书内容必须与当代科学思想相吻合,坚决摒弃各种迷信和伪科学的东西,并充分吸收本地区科学研究的各项新成果,尽量采用最新的科学概念和最新的表达方法,以体现当代科学发展的新水平。

二、资料标准

资料性是志书的本质属性。中国志书历来以全面系统、丰富翔实、准确可靠的地情资料赢得读者信赖和历史考验。胡乔木同志指出:“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11]在此前志书质量标准研究中,对于资料标准这个问题是重视不够的。一般关于志书质量标准的说法都包含很多条,但作为资料标准的却只有一条。这显然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一种偏颇。资料标准乃是志书质量诸标准中的核心标准,其余标准都是资料标准的衍生物。资料标准内容主要包含如下诸方面:

1.真实性。真实性是志书内容的基本属性。如果志书内容不真实,那它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因此,古今人们都很强调志书内容的真实性。如明人王江在《凤翔府志·序》中说:志当“纪其实”,若“纪不本于实……只亦自诬,不足以垂信”。这里所谓真实就是指“思维内容与客体相符”[12]。李大钊(守常)在论及历史真实问题时也指出:“历史的真实有二意义:一是说曾经遭遇过的事的纪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13]。志书所追求的真实性主要含义有二:一是要求做到现象真实,即对具体的历史事实必须作如实记述;二是要求做到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相统一。如果只反映事物的现象真实,不反映事物的本质真实,那就与科学真实观相悖。

2.全面性。资料的全面性是由志书本身属性所决定的。回顾历史可知道,自宋代志书定型以来,内容的全面性已经成为志书区别于它种著述的一个显著特点。内容的全面性实际上也是古今人们评价志书的一个标准。如宋司马光评宋敏求《河南志》曰:“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市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哉”。“真博物之书也”[14]。正因为志书在内容上比较全面,所以它才赢得“一方之全史”、“地方小百科”之美誉。因此,新编志书必须追求资料的全面性,必须如实地记述一个地方从自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用志界的行话来说,那就是要做到“横不缺要项”。

3.系统性。这里所谓系统性主要是指资料的深刻性和完整性。志书辑存资料不能零零碎碎,必须全面而系统。这既是志书区别于它种著述的一个显著特性,也是人们评价志书质量的一个标准。列宁在论及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时指出:“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15]为确保志书社会价值,修志者务必要注意资料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胡乔木曾经指出:“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资料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11]因此,新编志书必须追求资料的系统性。资料系统性的主要含义有二:一是要求在宏观上必须反映出历史到现状的各个时期的基本状况,完整反映事物的发端、发展演变到现状的全过程;二是要求在微观上必须反映出具体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轨迹。用志界的行话来说,就是要做到“纵不断主线”。

4.时代性。这里时代性义同时代特点。所谓时代特点就是指别的时代所没有的而当代所普遍存在的那些内容。志书反映时代特点,既是修志工作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也是新旧志书根本区别所在。清阮元在论及宋、元《镇江志》的差异问题时说道:“大约宋志主于征文,此志(指元志)则重于考献,宋志旁稽典籍,务核异同,此则备录故事,多详兴废。镇江在宋为边防之地,故其志攻守形势,网罗古今;在元为财赋之区,故此书物产土贡,胪列名状,其用意各有所在。宋志旁搜隋时以前,此则详于两宋及元,互为补苴,不可偏废。”[16]这些评说就是从时代性角度来立论的。李铁映同志在论及新志编修问题时也明确要求:“修志必须反映时代的特点”。“今天的志书,要反映时代,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变革”[17]。因此,当代志书编纂必须着力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反映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反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行各业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因此,新编志书在资料工作上必须把握两个重点:一要注重搜集和保存那些能体现历史上诸时代特点的资料,二要注重搜集和保存那些能体现当代特点的资料。

5.地方性。这里所谓地方性义同地方特色。把资料的地方性列为志书质量标准之一,也是志书本身性质所决定的。注重反映地方特色,既是历代志书编纂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人们评价志书的一个标准。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性大。故修志者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综合分析,抓住地方特点,努力反映本地区各种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以防止彼此雷同和千志一面。所谓地方特色就是指人无我有、人少我多、人弱我强一类的事情。能否充分反映地方特色,是决定一部志书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指出:新方志应“力求体现当地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反映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如果志书编纂不能充分反映出地方特色,那就会从根本上失去志书编纂的意义。有鉴于此,故新编志书在资料搜集和使用问题上必须做到两点:其一,所使用的资料都必须是属于本地的或与本地密切相关的,亦即要求言必及本地,不越域而书和不越级而书。其二,注重搜集和保存最能体现本地特色的资料,尤其要注意搜集和保存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独家资料。

三、体例标准

体例是志书体裁、凡例、体式、结构、章法的总称,是志书有别于其他著述的体制形式。志书体例问题历来被人们所关注。清人章学诚说:“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18]当代方志名家傅振伦也说:“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立,例无由起,故志家必以凡例冠之。”[19]因此,是否合乎体例这个问题,既是志书编纂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用以衡量志书质量优劣的一个基本尺度。

1.规范性。作为一部合格的志书,它必须符合历代相沿的志书体例规范,否则它就成为一种四不像的东西。当然,志书体例本身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的。对于某一个时期来说,人们对志书体例的认识不尽一致,但其中总是有一种模式作为体例主潮在流传着。经过集思广益,新编志书的基本体例业已形成。其典型体现就是《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这两个法规对于新编志书的基本体例都有原则性规定。其中包括志书的类型、名称、编纂宗旨、指导思想、内容范围、断限称谓、篇目结构、层次布局、排列分类、规则格式以及体裁构成、文字表述等。具体要求有这样几点:①在总体设计上要符合志体范式,也就是说,它必须像“志”;②要严守特定时空界限,坚持越域不书的原则;③要使用纪实笔法;④要采用纵横结合和以横为主的结构方法;⑤要以志为主,兼用其他各种体裁。

2.整体性。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整体与部分两个方面。整体中的每一个部分的变化都可能引起由量到质的变化,而整体性的变化又必定要引起各个部分的相应变化,甚至发生从整体到部分或部分到整体的相互过渡的转化。从总体上看,我国旧志书的整体性是不够强的。胡乔木同志批评旧志说:“过去的地方志,别的问题且不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在各个门类之间看不出相互间的影响和逻辑关系。”[11]“看不出相互间的影响和逻辑关系”就是整体性不强的一种具体表现。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广大志界同仁在研究如何增强方志的科学性问题时,也都不约而同地把现代哲学的整体性理论移用到方志领域,并向新方志编纂提出了诸多整体性要求。作为一部合格的新编志书,它应该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即各部分彼此协调,具有较强的统一性。志书整体性的基本内涵有这样几点:其一,有一个较好的整体结构,包括内容上的整体结构和体例上的整体结构。其二,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其三,在各方面都做到一致性。其四,要有较高的综合度。

3.艺术性。这里所谓艺术性主要是指表达艺术。中国传统文论有一种误解,以为只有文学艺术领域才存在艺术性的问题。这种认识有偏颇之嫌。有一历史学者在论及史书特性和编撰问题时说道:“一部完美的历史书,是历史的科学性与历史的艺术性的统一。所以,编撰历史书,既应注意它的科学性,又要重视它的艺术性,使二者尽可能地达到一致。”[20]在史书及其编撰领域存在着艺术性问题,在志书及其编撰领域也同样存在着艺术性问题。志书艺术性既是其作者创造志书美的能力的具体体现,也是人们衡量志书价值的一个基本尺度。如果一部志书连基本艺术性都不具备,那它就不可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近年有一学者在论及方志学理论体系构成问题时也提出“方志艺术”这一新命题。他说:方志学应该“研究收集、整理、利用资料的方法艺术;旧志整理的方法艺术;志书编纂的方法艺术”[21]。我们在强调志书艺术性的时候,千万不能离开真实性、思想性,否则就会滑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斜路上去。朱士嘉对清人章学诚《修志十议》的按语一文中说:章氏要求志文“四要”,就是“要简,要严,要核,要雅”。胡乔木同志指出:“应该要求地方志做到一句也不多,一句也不少。如果说不能做到后一点,至少要做到前一点。”[11]李铁映同志也指出:编纂志书,“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下笔要慎重、准确……要做到‘增一字则繁,少一字则残’。”[11]上引这些意见都是从表达艺术角度而提出来的。综合学界意见,志书表达方面必须符合这样几点要求:一要做到选用材料恰当和典型,二要做到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三要做到详略处理适当,四要做到用语朴实、凝练和流畅。

4.完美性。完美性标准是从美学角度提出来的。马克思指出:人类生产的共同规律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2]。志书编纂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生产当然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清代章学诚曾经提出过关于方志编纂的美学标准。他说:“纂修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剪裁,斯为美也。”[23]有的学者也这样说:“地方志的美,是一种特殊的形质复合美,或可简称之曰形质美。这种形质美,是博赡丰实的内容和精善合理的体例、雅重素洁的外观彼此兼容相衬所体现的科学美。”[24]既然志书美质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把完美性作为志书质量的一个标准也是有必要的。因此,新编志书应该力求做到真、善、美相统一,或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其具体内涵很丰富,包括内容美(含真实美、深刻美、丰厚美、特色美等)、形式美(含结构美、表达美、构图美、色彩美等)、语言美(含明晰美、朴实美、凝炼美、严谨美等)、外观美(含文面美、版面美、材质美、装帧美等)。

四、实用标准

上列思想、资料和体例标准都是从志书生产角度提出来的,这里实用标准则是从志书消费角度提出来的。志书的实用性问题,历来被人们所忽视。清章学诚率先提出志书的实用性问题。他说:“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25]由于时代局限,章氏这个主张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从第一轮修志开展以来,首先关注志书实用性问题的是董一博。他早在80年代就多次论及志书的实用性问题。他撰文说:“地方志的根本特性——实用性,却被历代方志学家和编纂工作者所忽视,在当前,也是被理论家们所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最低是没有把这种特性提到应有的高度。”[26]后来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志书的实用性问题。他说:“志书一定要可信、可用、可读。”近年以来,有的修志者也明确把增强实用性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如浙江《浦江县志(19862000)·后记》就这样总结说:“在加强志书著述性的同时,拓展内涵,深化记述,方便查阅,切合实用,提高实用性、独立性和可读性。”因此,我们应该从消费者角度提出志书质量的另一个基本标准,即实用标准。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诸方面:

1.可读性。可读性(包括音像版志书的可观性)是志书价值得以实现的第一道桥梁。对于音像版志书来说,其可读性即为可观性。如果志书没有可读性,读者就不愿读,那其社会价值就不可能实现。自第一轮修志开展以来,志书的可读性问题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李铁映同志曾经指出:志书一定要“可读”,“可读,要写得精炼、优美,引人入胜。读志如看画听乐,爱不释手。文字水平要高。不少名史、名志都是优秀文学著作,影响深远”[17]。从总体上看,此前新编志书的可读性是不够强的。究其原因,虽然与其文字表述也有一定关系,但主要症结还在于内容。如记概况多,记典型少;记官事多,记民事少;记事多,记人少;记部门的事多,记社会的事少;记现象多,记本质少;流水账记载多,著述型记载少等。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影响志书的可读性。近年以来,许多修志人已经在增强可读性方面作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如新编《绍兴县志》就“注意记述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细节生动,文风优美。当代已出版的有些志书,叙事比较简单,缺乏过程,因此可读性不强。《绍兴县志》比较注意记述典型事例,通过记实,体现事物发展本身的曲折性、生动性。行文注意概括、简洁、优美、生动、可读、耐读。其中有些章节使我爱不释手,一读再读,这是其他志书比较少见的”[27]。

2.可信性。可信性是志书价值得以实现的第二道桥梁。志书必须真实、准确和可信,这是古今人们对志书的一个基本要求。有鉴于此,故历来都把“征信”(即求信)作为修志的一个基本要求。清章学诚《修志十议》一文不仅提出“志属信史”的论断,而且还把“议征信”作为修志十议之一。这里所谓“信”就是指内容真实、准确和可信。民国吴宗慈也说:“志即史也,主在传信”。“所期一字一句,均有根据,并将根据详明注出,以便后人检阅。”[28]如果志书内容不能取信于读者,那么它的社会效用就无从谈起。李铁映同志明确指出:志书一定要“可信”,“不可信则不能为志,还可能遗患于世”[17]。从总体上看,此前新编志书在可信度方面还是比较好的。但从一些新编志书看,在可信度方面仍然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个别内容失实,或重要史料未注明出处,或多说事物仅取一说,或浮夸政绩,或溢美本地事物,或对某些事物的长短得失评判不当等。近年以来,有些新编志书在提高可信度方面,已经作了不少探索。如中华书局于1999年出版的新编《绍兴县志·凡例》对于历史资料处理就做了这样两条规定,即“凡直录史籍文献原文者,注明出处”。“史籍文献记载不一,又难以考定者,则诸说并存”。这对提高志书的可信度是大有益处的。

3.可用性。可用性是志书价值得以实现的第三道桥梁。可用性主要是指志书内容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历代许多学者都强调志书应该具有可用性。如明人张溥在《太仓州志·序》中说:“简细不遗,求其适用。”时至当代,志书的可用性问题更加被人们所关注。李铁映同志指出:志书一定要“可用”,“可用,即编纂体例要科学,方便查找”[17]。秦其明同志也指出:“我们修志唯用,从修志一开始就要考虑到,它怎么能够有用,而且不仅有用还要好用。”[29]这里同时提出“有用”和“好用”两个概念是很值得大家深思的。“有用”不等于“好用”。“好用”是指可用度比较高。如可用资料比较多、检索查找方便等。现在开展新一轮修志,应在追求“好用”上下功夫。此前新编志书在可用性上,主要存有两个不足。一是许多志书可用资料实在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许多修志单位搜集资料过浅,只是综合地记载面上工作,导致许多篇章成为部门工作的记事本或流水账。此类资料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二是许多志书都没有编制索引,这样就给读者查找带来了诸多不便。自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修志单位都在考虑修志产品的多样化问题。对于其中印刷文本来说,亦可不编制索引,但必须配置具有全文检索功能的志书文本光盘。其中电子版志书虽在检索上比传统印刷版志书方便,但由于载体选择和功能设计差异,故其应用功能和方便程度也是有很大不同的。如CD光盘、VCD光盘、DVD光盘的差异,全文检索与非全文检索的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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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06年第3